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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治理構建一體多元社會

发布时间:2019-10-12 17:13:51

  温家宝总理在谈公共决策的体制时强调要 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 参与有可能发挥作用,前提是要打破垄断话语和权力的结构,激活民众的参与意识,提升民众参与能力,不断增强对管理过程和结果合法性的认同,参与本身也是一种权利

  改革开放 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 中国模式 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这一模式背后所隐藏的、甚至已经显现和激化的矛盾也越来越引人关注多领域多层次的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中发生的

  矛盾的高发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个比较明显的表征积聚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制度层面的吸收化解在 维稳 的思维和策略中,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技术主要限于 末端处理 ,不仅仅消耗大量经济和社会资源,也侵蚀了国家治理的政治资源

  简单地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化和权利观念变迁,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很难有效应对当今公共治理的现实挑战社会变迁与体制变迁的不同步,造成当前多发、高发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往往很难通过体制化的框架得以消化吸收,其结果是矛盾 溢出体制 ,构成体制外行动

  当经济的增长、观念的变革、利益的分化、阶层的重组构成社会公共生活基本的事实时,应当意识到: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事实社会变迁 包括人的观念、话语和行动模式的变迁 必然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造成冲击

  对体制结构进行变革的敏感性和能力,即国家的 制度化能力 ,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因为技术、经济、观念迅速发展而带来社会不断变迁的当代,体制结构的 与时俱进 已成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管理主义模式 转向 参与式治理 模式

  在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中,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受到多方关注的热点,控制群体性事件的 维稳 也一度成为社会管理 第一要务 但有数据显示,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群众维权事件,其实质上是公共事务管理或治理体制结构的问题

  在多数情况下,民众通过诉诸政治化的 集体行动 而进行维权,是因为在现有的治理结构中,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受到了体制结构的挤压

  因而,不论是从当下的维稳来说,还是从长远的公共治理改进来看,我们都必须考虑体制结构的改进,从传统上 管理主义模式 的体制模式转向一种包容性的 参与式治理 模式

  在中国, 公众参与 话语逐渐由边缘走向公共议论舞台的中心事实上,党和政府对参与式治理也已有方向性共识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 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十七大报告指出: 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 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制度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认证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决定这要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工作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在实践中,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一道风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权利时代公众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社会对公共生活的 公共性 吁求,都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推动了公众参与的兴起

  落实 一体多元 根本政治制度

  从宏观的政治层面而言,随着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已基本定型,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目前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强化政权合法性资源和有效统治必然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诉求

  这样一来,通过 民主合法性 逻辑来解释并强化统治的合法性资源,将成为一个必然选择这种统治的 民主合法性 解释框架在理论上有更强的规范性价值基础,在实践中也可以超越具体的政策考量而构建一种可持续的国家治理框架

  然而,简单和粗糙的民主化不仅会伤害转型国家的整体利益,也会伤害民主的尊严本身我国的民主制度体系必须建立在现有的体制基石,即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之上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这一条文其实分属于三个逻辑层次第一,主权在民;第二,人民通过代议制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第三,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直接参与管理在这个意义上,根本政治制度的构成要素,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代议制民主形式,但是也包括了人民对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以及社会事务的参与性的管理权

  基于社会主义民主传统和转型国家的民主经验,中国的民主体制应当进一步落实宪法上述规定中所蕴含的 一体多元 的制度格局

  一体 即人大的代议制民主,解决的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合法性问题,具有解释性特征; 多元 则包括参与民主、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等在内的多种民主形式,解决的是具体权力行使的妥当性问题,具有功能性特征

  一方面,作为一个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要保持国家可持续的稳定和发展,在宏观政治层面上,适当集权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巨大的地方性差异,就需要通过 多元 、多渠道、多形式的民众参与途径,来落实地方性、局部性的公共事务管理

  促成 宏观民主 与 微观民主 结合

  对于大国的治理而言,全国性、战略性事务的应对,无疑需要适度的 统治集权 统治集权 是相对于 管理分权 而言的

  统治集权、管理分权 的宏观与微观划分,也与我国宪法第五条所规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原则相一致,即 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

  在当下的体制变革中,既不能一味地不变,也不宜进行体制的结构性冒险在 一体 之下的 多元 民主参与机制的落实和展开,可成为当前体制变迁的发力点

  进而言之,通过微观民主的经验性实践与体验,一种基于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国家认同才会具备本土的经验根基, 民主合法性 的规范取向才能真正扎根于中国自身的政治社会基础之上我们主张的微观民主是一种地方治理的综合框架,涉及政治、行政与司法系统的结构协调、功能优化与治理技术的具体改进

  微观民主,因其微观,所以具体,所以生活化,所以既可以调动民众参与积极性,又可以使参与的效果得到民众检验

  参与式治理 本身是一个 有序参与 的方案它着眼于宏观民主,但从微观民主开始努力它首先是一种 增量改革 ,即以现有的政治和行政组织为基本平台,逐步拓展民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在此过程中,逐步对一些结构性的体制问题进行调整在此意义上,它也是一种 存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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